考古中国｜先滇时期完整的环形贝丘——晋宁古城村遗址考古新发现
古城村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北约5公里的古城村，地处云南滇中滇池盆地东南部冲积平原北端，西南距著名的石寨山古墓群直线距离仅8公里，是云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先滇时期环形贝丘遗址。
遗址最早于1958年调查发现，2008年进行了复查，2019年，为配合古滇绿色康养健康城项目的开发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重点勘探，查明遗址面积92800平方米，核心区面积42000平方米，现存文化层堆积厚约6.5米。2020年10月至2022年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晋宁区文物管理所、晋宁区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
遗址发掘区航拍（自南向北）
遗址的文化堆积形成于滇池湖滨缓坡地带一个高出地表约3米的椭圆形土台上，上部被现代村庄古城村叠压。文化层中的贝类绝大部分是来自滇池的螺蛳，被古人食用螺肉后丢弃的螺壳与灰土层层交替堆叠，形成了居住面、活动面、路面、螺壳坑等贝丘遗址独特的遗迹现象。
遗址文化层中出土的螺蛳
两次发掘共计发现壕沟、护坡、土坑墓、瓮棺葬、栈桥、房址、灰坑、螺壳坑、灰烬、烧土面、路、沟、石头堆、粘土堆、螺壳堆、水井、石墙基等商周至明清时期的各类遗迹1000多处，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各类遗物4000余件。通过浮选和湿筛采集到大量碳化植物种子、果核、鱼骨、铜渣等。根据出土遗物特征，遗址的文化堆积由早至晚可分为商代、两周、明清三个阶段，其中商代和两周时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堆积。
1、商代遗存
商代遗存包括完整的环壕聚落核心区、土坑墓、瓮棺葬和栈桥。
环壕聚落核心区面积约27000平方米，由椭圆形台地及周长约600米的壕沟和护坡共同组成。台地是聚落活动的中心，中部地势高且平坦，向四周地势逐渐低缓呈坡状与湖滨沼泽相连，台地西北部地势相对陡峭。
壕沟紧邻台地外围，平面与护坡并行环绕呈东西长、南北短的椭圆形，剖面呈倒梯形。南部壕沟形制较规整，斜壁平底，沟口宽4～4.5米，底宽2.4～3米，深0.2～0.9米。北部和东南部壕沟变窄变浅，西北部和东部未发现壕沟，可能是聚落出入口。
商代遗迹总平面图
护坡位于壕沟外侧，南部中段较宽，东端和北部中段略窄，剖面呈梯形。宽4.4～9.6米，高0.6～1米。在遗址西北部转角，护坡逐渐变低，遗址东部，护坡则与台地基本连成一体。
护坡的修筑充分利用了遗址周围易得的湖沼淤泥，并对螺蛳壳进行了二次加工利用，将其敲碎成碎片或粉末混合在淤泥中以增加堆积强度，没有发现夯窝。壕沟的功能推测与排水防水有关，护坡的作用则类似防波堤或拦水坝，兼具防水和防御性质。
遗址东南部壕沟（自南向北）
在遗址南部壕沟内侧的台地边缘发现墓葬区，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土坑墓发现61座，形制全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座发现二层台，4座发现木质葬具残痕，根据墓向、葬式的不同可分为西、中、东三个墓区。西区和中区多为一次葬，少数二次葬，墓葬之间没有打破关系，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有少量屈肢葬。东区大部分为二次葬，有少量一次葬，打破关系复杂。随葬品较少，主要是陶罐、陶纺轮、铜镯、铜刀、穿孔蚌器、骨镞等。
商代土坑墓
瓮棺葬发现27座，呈群状分布在西南部台地边缘，形制皆为圆形或椭圆形竖穴土坑，相互之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葬具均为夹细砂陶，陶土经过细致淘洗和挑选，砂粒非常均匀。陶色以黄褐、红、灰黑为主。器形规整，部分器表经过磨光处理。器形以侈口圜底圆腹釜和盘口深腹小平底罐数量最多，部分陶釜的口沿有流。纹饰较少，施纹部位主要在唇部和口沿外壁，纹饰类型有按压短线、乳钉、刻划细线纹等。发现3座瓮棺用盘和带流钵为盖。瓮棺中埋葬的皆为不满两岁的婴儿，葬式多为侧身屈肢，个别为俯身屈肢，未发现随葬品。
商代瓮棺葬
商代瓮棺葬具
栈桥位于遗址东南部护坡外侧，残存6根木桩呈西北-东南向平行排列成两行。木桩有圆柱状和方形板状两种，木桩构成的平面长7.6米，宽1.9米，木桩间距1～3米。个别方形木板发现榫卯结构。
2、两周时期遗存
两周时期遗存分为西周、春秋两个阶段。西周时期，聚落南部的商代壕沟废弃，护坡被加宽加高继续使用。在台地中部发现一批房址及螺壳堆、灰烬等关联遗迹。春秋时期聚落东部继续使用护坡，台地中心仍然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发现大量活动面、灰坑、螺壳坑、用火遗迹等，居住形式趋于简化。
西周时期的护坡位于遗址南部，已揭露部分长222米，宽5.4～13米，高0.3～0.7米，是商代护坡和壕沟废弃后在原来护坡基础上加宽加高修筑而成，护坡堆积由淤泥、粘土、螺壳、砂岩块、小砾石等混合形成，掺合料较早期复杂。
西周时期还发现一批房址，已判明21座，平面形状以圆角长方形最多，另有部分近圆形和椭圆形，个别形状不规则。房屋面积6.6～22平方米不等。从形制看主要有半地穴式、基槽式、干栏式三种。
基槽式房址
半地穴式房址数量最多，发现14座，近一半的房址面积在9～15平方米之间，深0.5～1.5米。房屋面积、深浅的差异可能与房屋的功用不同有关。房内堆积可分为废弃堆积和使用堆积两部分，上部废弃堆积多为松散完整的螺壳，下部使用堆积可分出数层，每层表面为厚约1～10厘米的由灰土与碎螺壳混合形成的居住面，因反复踩踏而致密坚硬，其下用完整螺壳作为垫土层。房址的四壁与居住面通过缓坡相连，形成便于进出的通道。在居住面的表面常常发现形状不规则、堆积很薄（厚度一般2～3厘米）的灰烬，另外还有散落的骨器、陶器口沿、石器等遗物。在灰烬、居住面、柱洞及基槽堆积中浮选出玉玦残片、料珠、水晶、铜镞、铜渣等遗物。
半地穴式房址
活动面是此阶段发现数量最多的遗迹，堆积较薄，一般2～10厘米。平面形状大多不规则。活动面的堆积结构与房内居住面近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表面致密紧实，多由灰土和螺壳碎片混杂踩踏形成，下层为完整松散的螺壳垫层。包含的遗物除陶片、小砾石、烧骨、石器、玉器残片等肉眼可见的以外，通过浮选还发现了碳化种子、鱼骨、极小的骨珠和孔雀石珠。部分活动面表面分布排列规则的柱洞，推测有干栏式建筑。
活动面堆积细部
螺壳堆是由粉色砂岩粉末和完整螺壳混合形成的堆状遗迹，平面形状近圆形或椭圆形，少数呈不规则形。螺壳堆中心有规整的圆形柱洞，近旁多分布大块砂岩，从堆积特征及形制推测此类遗迹可能与某类手工业加工有关。
两周时期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漆器、木器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橙红、灰、灰黑、灰褐为主。器形主要有罐、釜、钵、盘、瓶、器座等；青铜器以刀、锥、凿等小型工具为主，还有少量斧、剑、镞、扣、鱼钩等；玉器只有玦和镯两种，玉镯中大部分为有领镯；石器以束腰形石锤和多面研磨器最具特点，研磨器大多手掌大小，两面或四面有研磨凹槽。骨器有笄、锥、针、镞等；木器器形相对丰富，有勺、碗、盘、插销、木构件等；除此之外还有海贝、琥珀珠、铜渣等。
两周时期陶器
两周时期铜器
两周时期玉器
两周时期骨器
两周时期石器
3、明清时期遗存
明清时期发现水井、石墙基、护坡、壕沟等遗迹，护坡的形制、结构及修筑方法与商周时期类似，结合文献中“有筑土城”的记载，推测“古城”得名应与明清时期修筑的护坡和壕沟有关。出土遗物有青花瓷碗、盘、碟、灰陶罐、铜钱、银锭等。
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结合典型器物对比分析，古城村遗址主体堆积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战国早中期。厚达数米的螺壳堆积以及大量独具贝丘遗址特色的遗迹遗物的发现，深化了以往对贝丘遗址堆积形态及形成过程的认识，生动再现了滇中湖滨古代先民泛舟滇池、捞螺捕鱼、狩猎采集的文化景观，也为全面探讨滇文化出现之前云南滇中地区的聚落形态演变、社会组织结构、生业模式、丧葬习俗、环境变迁、人地关系、族群构成、高原贝丘人群生存适应性等问题提供了完整的研究样本。
古城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在滇文化核心区发现保存完整的先滇时期的环壕聚落，是近年来石寨山大遗址聚落考古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开展云南商周时期贝丘遗址聚落形态的对比研究补充了新材料和新内容。不同时期延续使用的环壕聚落结构展现了滇池地区古代先民适应滨水环境的生存策略，同时也反映了滇池古气候变化及湖岸线涨落对早期聚落形态特点形成的塑造及影响，对滇池古环境与古气候的复原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古城村遗址所在的滇池东南岸冲积平原是滇文化遗存分布的核心区，滇文化是云南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繁荣阶段约当战国中期至西汉晚期。古城村遗址的主体堆积年代上与滇文化早期紧密衔接，地层关系上连续发展，文化面貌和而不同，是滇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为追溯滇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提供了最新的考古材料，也是构建云南滇中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的关键支撑。
古城村遗址的考古工作自发掘之始就得到了省市区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新时代新文物工作方针指导下，遗址在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方面积累的经验具有重要开创示范意义。古城村遗址是云南首个进行原址整体保护的古遗址，也是云南首个基建开发项目向文物保护让路的案例，未来，遗址将建设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充分展现贝丘遗址文物资源的独特价值和古滇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在助推云南文旅深度融合，丰富公众历史文化滋养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古城村遗址已转变为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制定了长期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的文物保护规划也已编制完成，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及遗址公园建设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周然朝，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吕 静
审核|万 杨